见老天将自己的作品贴出，我也仿效之，以求教于众友！
现代诗性与现代意识
——彭燕郊诗学发微
如今，已经不是一个诗人坐在白纸前面等待诗神的到来的时代了。
已经是一个世界的复杂变化等待着一个诗人全心身投入的时代了。
彭燕郊：《论感动——关于诗、诗人的随想录》
三卷本的《彭燕郊诗文集》于2006年年底出版，计有诗卷上下两册，散文卷、评论卷各一册。文集字数达百万，可谓既分门别类又相当忠实地纪录了诗人彭燕郊七十余年各个阶段文学创作活动的不同面貌。本文的评述主要就评论卷有关现代诗歌的理论主张展开。当然，评述过程的前提在于探讨这一诗歌理论对“现代诗性与现代意识”问题的处理。
一、诗歌的“真实”性
我一直以为诗歌是一种把沉思冥想的追求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语言表达。因为是沉思冥想，它常常和哲学发生联系；因为是落实到日常生活，它又区别开哲学的纯粹之思。如果诗歌丧失这两个方面的品质，仅仅依赖于写作手段的革新、技术的娴熟，语言表达恐怕很快就会消耗掉自身的能量，沦为手段、技术的附属物甚至文字游戏。这样说来，诗歌似乎更是一种超越技术与知识的语言表达，它要不断关注和指涉有关日常生活的“真实”，从诗意所产生的可能性上维护诗歌写作包含文学和道德因素在内的自足地位。按道理，诗意产生的地方应当是最能激发诗人内心情感、美好想像力的地方——诗歌要超越技术与知识，但也得回归文学和道德——文学和道德属性不得不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上找到那些集中表现诗歌为诗歌的艺术自律原则。因而，诗歌不但不会损害文学的常识，还围绕着文学的常识出发丰富有关诗歌的各种经验。
同样，诗歌的艺术自律原则表明，文学的常识总是能假道“诗意”的生成机制，为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美好想像力的开拓允诺历史条件。有了历史条件的保证，诗歌的沉思冥想方才可以被表达、被沟通、被接受——这一前提又要求诗歌将沉思冥想的标准放到日常生活的“真实”层面上恢复诗歌语言的本来面目——诗歌的理解方式由此决定了“诗意”的生成机制，于是“真实”成了一种寻求承认直到被承认的语言标准。诗歌的沉思冥想竟在文学和道德因素的考虑上与日常生活的“真实”奇妙地发生循环作用！当然，在这里，必须看到，诗歌对日常生活“真实”的指涉总是力图和其他艺术形式相互通约，即这一对现实的表现形式大多基于想像和虚构，没有想像和虚构，对“真实”的指涉便缺乏起码的表现形式。回归文学和道德，便是在想像和虚构的基础上建立诗歌的艺术自律原则，哪怕它要冒着偏向于沉思冥想而放弃“真实”的危险。
当彭燕郊几乎断语式地告诫我们：“诗不能和历史竞争，诗也不必要和历史竞争。因为诗是往往比历史还要真实的。” 我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来，因为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一书中，早就有过另一不失断语式的告诫：“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 亚氏虽然是讨论编年史和诗（主要是叙事诗）的区别，但是就普遍和个别的追求来说，诗歌和历史趣味的分野显示了想像性的心理基础对文学虚构和纪实性内容的甄别。在这一甄别过程当中，历史写作“叙述已经发生的事”的叙述体例被认为是一种撇开对“普遍性”事物的关怀而只专注于那些非“或然律或必然律”的事物的介入方式。历史写作对个别性进行突出对“普遍性”关照不够的特点恰恰成了亚氏诟病历史“哲学意味”不足的理由。亚氏所谓的哲学意味在诗歌与历史的分野上显示了“或然律或必然律”对连续性事物的充分尊重，即诗歌写作必须从事物种类的区别角度来为所描述的对象恢复行动和情境的连贯，以便为之提供普遍性的意义，于是对“哲学意味”的探讨也可以转变为对普遍性大小的探讨。这样，承认普遍性的大小就相应地承认了“哲学意味”的多寡。普遍性乃是就事物的普遍联系性而言，无论虚构还是纪实，对普遍性的追求都要求诗歌写作将描述对象视为连贯的行动和情境处理，正因为有了连贯的行动和情境的助力，诗歌写作才具备享有“或然律或必然律”的可能。可见亚里士多德坚持的是从诗歌写作在普遍性事物的占位情况来思考“或然律或必然律”的合理性，合理性的边沿自然取决于诗人在预知以及判断“可能发生的事”所产生的多种效应，因此他不得不尊重“或然律或必然律”的前提，相信在将来时态上“会说的话，会行的事”之于诗歌写作的必然，而不是像历史写作那样旨趣只集中在过去时态上已说的话、已行的事。
如果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是在普遍性优于个别性的前提下获得成立的条件的话，那么“诗是往往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又从何处说起呢？两者之间的矛盾又如何解决或得到理解呢？我们还是先回到亚里士多德，可以看出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对诗歌真实性的强调当中，诗歌写作担任的是模仿自然、认知世界的功能，就模仿的逼真效果而言，诗歌获得的乃是真实标准检验下模仿世界与被模仿世界的一致性，包括行动、对象在内，模仿不但指涉着一系列个别事件的具体展开，同时也是借助于个别事件的具体展开来挺立模仿作为特定的认知方式的姿态。模仿不但将诗歌写作提升到一个和认知方式息息相关的范畴，而且肯定了诗歌写作对世界认知的有效。与之相比较，历史写作仅仅是各自独立的事件的编年，而不是力图在一系列事件的展开中寻找它们之间的解释、支撑作用，历史写作终究不得不成为碎片化、个体化的叙述体例。
按照亚氏的理解，历史写作的真实性正是在这里才可以被质疑：对个别、偶然事物的介入无法保障历史有显示现实的本质、规律的可能，历史毕竟只是历史，历史毕竟永远是历史。诗歌写作较之于历史写作，它能尽力发挥或然律或必然律自身的作用，以满足对“可能发生的事”做出带有“普遍性”的思考和描述。实际上，这一普遍性的实现也只是对普遍性的特殊性或特殊形式的实现。普遍性的特殊性的实现要求诗歌写作在“个别的事”上发挥历史写作无法达致的“哲学意味”——这并非由事物发生的时态决定的，即非由“已经发生”、“可能发生”两种不同时态来决定诗歌、历史写作真实程度的高低与否。时态的对立无法表明历史写作和诗歌写作的对立。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彭燕郊在讨论诗歌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时悬置“哲学意味”而专谈“真实”的做法也许有助于廓清文学虚构和纪实之间的迷雾。即，“哲学意味”的多寡不是判断诗歌与历史的差别的充要条件，以“真实”作为区别标准，既是对诗歌特性的说明，也是对诗歌虚构作用的强调。对真实的要求每每植根于认知世界这一行为当中，而真实则植根于某些认知对象向认知者的敞开。认知对象和认知行为大体决定着诗歌写作意义的自足。值得注意的是，彭燕郊做出的“诗是往往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判断还包含有对诗歌虚构作用的极大自信，“诗不能和历史竞争，诗也不必要和历史竞争。”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在文体形式上已经形成自身的特性，这一特性要求诗歌“不必要和历史竞争”，自有既定的文体内涵。诗歌的文体自觉唤起的便是这一主动悬置“哲学意味”而诉诸“真实”手段的价值立场。其中暗含诗歌在“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判断上所坚持的为“真实”负责，为现实负责的价值旨趣，化用席勒讨论审美自由的获得的话 ，我们似乎可以说：诗歌“真实”标准这个问题同时代需要的密切程度并不亚于同时代趣味的密切程度；诗人在经验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必须假道“真实”原则，因为正是通过“真实”标准的检验，现实焦虑才能转变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创造。有了艺术创造，方有诗意的生成可言，诗歌成其为诗歌说明了诗意生成机制才是诗歌“比历史还要真实”的真正内涵。在诗意生成机制当中，诗歌的语言表达将想像的语言和语言的想像融为一体，诗歌如果偏向于沉思冥想，对语言的想像作用同样会提升诗歌对日常生活“真实”的逼近。在语言的想像过程中，诗歌以对现实生活形式的想像化解了想像的语言的外在矛盾。语言想像抵达外部现实必然伴随着对形象的塑造、对物质手段的利用。
二、诗歌的“现实”性
彭燕郊在一篇题为《再会吧，浪漫主义》的长篇诗学论文当中表明过他对浪漫主义诗歌、对浪漫主义诗学的整体否定：“在新的生活面前，浪漫主义的理想性，它对生活和艺术的理想化受到严重的挑战。浪漫主义害怕罪恶和丑，害怕真正的大的痛苦，特别害怕真正深入到自我中去解剖自我，因此他们的自我是表层的，甚至是真正的自我的外衣。” 并非彭燕郊无能清楚地认识到浪漫主义传统的开创对于诗歌的贡献，而是因为从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看，浪漫主义诗歌所遵循的理想化原则时有违背甚至扭曲日常生活的真实的弊端，违背诗意生成的“真实“性原则。在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当中，那些“为理想赴汤蹈火的勇气，不羁的瑰丽想像，一泻千里的奔放热情，艺术创造世界的大胆开拓”的文学“基本元素”不但为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所拥有，事实上也成为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诸种文学创作方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浪漫主义并不完全开拓文学表现领域、表现空间，甚至在文学的两个主要素质“思维的勇气和想像的勇气”方面也没有提供足以借鉴的成功典范。浪漫主义以降，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对之构成的种种反拨表明，“在浪漫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浪漫主义逐步暴露出它的弱点，它的热量逐渐消耗，在它的生命的末期，它显得疲乏、麻木，无力对生活和文学发展的新的要求作出反应，渐渐地从不被重视到被认为没有存在的意义，于是走完了自己的历程，成为历史遗留物。” 于是，现代诗人在“脱离浪漫主义式的天真型”、脱离浪漫主义对自然的无限崇拜之后，寻求的便是对“隐藏在现实世界背后的‘真我’”、“隐藏在‘大我’背后的‘小我’”以及“更重要的现实——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度发掘。 这一发掘要求诗人将浪漫主义的“依靠激情认识世界、反映世界、改变世界的抒情至上主义”调整为源自现代意识的不断容纳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现实主义，以回应一个变化的时代基于审美感受、审美经验而生发的新的美学旨趣的挑战。
我猜想诗人彭燕郊在提出告别浪漫主义的想法时，心里可能含有对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做派的极度不满和自觉抵制。在另一篇题为《两世纪之交，变风变雅：浪漫主义困惑》的评论文章当中，彭燕郊对新诗史上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有过尖锐的批评，认为“郭沫若的诗是在浪漫主义观念指导下，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他的浪漫主义态度决定了他只能用‘热情’来对待艰巨的、灾难深重的东方古国的觉醒和抗争。” 浪漫主义所呈现出的或乐观或感伤的姿态实际上只能是利用权宜的“热情”做道具，宣泄着“叫喊式的呻吟，自怜自爱装扮成的愤慨，微湿的惆怅，不着边际的是非判断”而产生的各种情绪， 结果情绪不但不利于诗歌写作，而且还损害诗歌写作对艺术尊严的守护、颠倒诗歌写作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由于不能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保持一致，也容易沦落为一种一厢情愿的“诗意道说”，它虽然可能在个体精神上烙刻下鲜明的痕迹，但同时更可能因为耽沉于权宜的“热情”而误导诗歌写作将“抒情至上主义”当作浪漫化的美的偏至。不但唯此，彭燕郊对浪漫主义“自我扩张”也有保留的地方。他提醒道：“现代诗的自我发掘、自我探索是从浪漫主义的尊崇自我发展过来的，但不是扩张自我，而是深挖自我去寻找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 浪漫主义诗学所推崇的“自我扩张”做法无法持久深入地把握住日常生活的真谛，仅仅在充当感情宣泄的传声筒上、在“表层”的“尊崇自我”上，浪漫主义诗歌才有可能获得有关激情、想像、理想的“诗美”属性。现代诗的发展要在坚持“尊崇自我”的前提下找到一条继续推进对“自我”意识的挖掘的路径与其说是要主动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张”，毋宁说是将“自我扩张”从外延性发展转向内涵性发展。在“寻找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深度模式的建立过程，现代诗不得不借助对内在价值的审视力度，扭转对表层的自我的过分关注。
这当然是在一个比较纯粹的高度上谈论现代诗“自我”意识的获得及其可能的本义。值得注意的是，彭燕郊没有将“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玄学化，相反，他把“人的内心美”视为“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应有内容，认为“人的内心美是诗的永恒的母题，诗的高尚内涵，诗的不可替代价值。” 表面上看，这是彭燕郊为现代诗的“自我发掘、自我探索”提出的诗学命题，发现美即是创造美，“人的内心美”成为“诗的永恒母题”标志着诗歌由关注外部世界到关注内心情绪的表达的转折。结合彭燕郊对浪漫主义的讨伐却还可以看出，既然“人的内心美”在浪漫主义诗学那里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涉及诗歌尊严的艺术自主问题被看待，那么突出“人的内心美”恰恰在浪漫主义的“尊崇自我”的起点上补充了浪漫主义“抒情至上主义”的先天之不足：如果说“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比外部世界“更重要的现实”，“人的内心美”则是一个比外部世界的美更高更完善的美，诉诸“自我发掘、自我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方可被理解为“更重要的现实”， 诉诸真正的自我尊崇，“人的内心美”方可被理解为“诗的永恒的母题”。
彭燕郊曾一再地强调鲁迅在《〈十二个〉后记》一文中就俄国诗人勃洛克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做出的评价，以为鲁迅一句“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活托状写出现代诗歌现代意识的精髓。“精气”说明了现代诗歌写作是一种充分涵盖主体力量的审美关照，它同时也是大智慧、大美的表现。彭燕郊强调诗歌写作“大气”的重要，以为“大气就是时代气息，就是悲天悯人思考人类和现在的生存状态而产生的壮丽和博大的胸襟。” 应该承认，从“人的内心美”出发围绕着悲天悯人之思所“产生的壮丽和博大的胸襟”其实就是“内心美”的进一步上扬，“内心美”在坚持“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底线的同时仍不断回溯到那些激发“自我发掘、自我探索”的“时代气息”的历史上空。只有“时代气息”的感召，才有现代意识可言。“时代气息”和“内心美”的合拍庶几反映出一个以捕捉现实的“真实”为责任的诗歌写作者对人的心理过程的洞察、敏感程度。因此，在彭燕郊看来：“现代意识的诗，努力于发现事物底里的事物本身意义，和从人的意识底里的潜意识探究人的价值，无疑地是现实主义的深化，不论它以什么题材，什么形式，什么格调出现（多样性和自由探索是现代诗发展的基本方式），现代意识总是现实主义在现在这一发展阶段的发展形态。” 这种“努力于发现事物底里的事物本身意义，和从人的意识底里的潜意识探究人的价值”已经将“内心美”的发掘具体化为可供审美关照的写作行为，它赋予 “现在”阶段的艺术探索以新的形式和要素，现代意识的萌发需要诗歌写作从当下而非“表层的自我”切入一切成其为“真实”和可以命名为“真实”的事物。彭燕郊将现代意识的诗歌写作理解为“现实主义的深化”，其实是就“现代”诗的现代意识而言，它包括作为观察、描述对象的“事物本身”和“人的意识”两个部分。与浪漫主义诗歌相比较，现实主义总是将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并且以为通过对个体经验的解释能够正确地认知现实世界，因而个体经验的表达便被当作社会经验的另一种形式去看待。个体对现实社会指陈利弊的思考也常常被当作社会经验的应有之义。反过来说，社会经验或日常生活的真实必须通过个体经验的呈现来揭示。个体和社会进行沟通的地方在诗歌写作对“真实”的揭示上愈显愈明，这样对“事物本身”和“人的意识”的观察、描述才会逐渐清晰起来。在现实主义经常被否定的时候，彭燕郊却“不合时宜”地肯定了现实主义的作用。这大概是彭燕郊相信“现实主义包含了浪漫主义，而在浪漫主义包含了现实主义的则比较少”的最直接原因吧。
三、诗歌的“现代”性
就文学生产的社会属性和指向而言，诗歌写作的复杂程度似乎也是纳入到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对文学功能的赋予与否上。诗歌不能作为一种与社会功能毫无干系的真空包装品在社会存在中占有一席之地，诗歌写作创造性想像的产生首先表明它是被设计被制造出来的，因而它的历史内容总是各种需要、各种欲望的制成品（它关系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多重权力作用）。例如，可以制造马克思主义写作，可以制造资产阶级写作，也可以制造社会主义写作；可以制造浪漫主义写作，可以制造现代主义写作，也可以制造现实主义写作。写作标签参与文学活动，自身就是写作态度的严肃要求使之然。从文学生产的运作实际来看，标签的存在又表明写作立场和各种权力对文学价值的寻租。无论马克思主义写作、资产阶级写作、社会主义写作，无论浪漫主义写作、现代主义写作、现实主义写作，“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入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事实是，写作一旦和行动结合，或者“写出的作品”一旦成为一种行动，“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 “道义”和“行动”作用于文学，文学的自身使命难以违背被选择的写作行为的历史要求。这表明价值只能是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结合之后的价值，价值只能是各种需要、各种欲望配置之后的价值。价值依赖着立场的确立来保证写作尊严感的获得，但对尊严感的证实则必须回到文学生产的社会属性当中。即使采取中立的立场也表明其中暗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抵抗，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配置的另一种向度与选择。可以看出的是，从现实主义诗学原则引发的对历史连动性的思考使得彭燕郊较为便捷地理清了对诗歌写作被选择的使命的认识：“不能忘记现代意识就是历史感，对现实的冷淡并不是从现代诗的根本特点中产生的，思想的浮泛和艺术上的容易满足也不是现代感，在离开内容的表现手段的狭小范围内，创造不出大艺术。” “历史感”并非一种被追加的现实存在，现代诗歌要将“人的内心美”视为“永恒母题”，前提之一便是时间的持久性必须在现实存在的普遍性上得到验证。如果“人的内心美”丧失现实存在的普遍性，那么就没有“永恒”可言。伴随“历史感”的产生，诗歌的“永恒母题”既可理解为“人的内心美”在当下状态存在的广泛，又可以理解为“人的内心美”纵向拓展的深刻。
考虑到这一关联，我们似乎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了彭燕郊与浪漫主义诗学观念发生分歧的关键所在。彭燕郊所珍重的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面社会“真实”发言的思考的勇气和艺术的勇气，它甚至还是艺术道德力量的化身。现实主义之外那些“逃避现实”、“自我美化”的艺术立场必然缺乏“历史感”、“现代意识”的基础。相应地，为“逃避现实”、“自我美化”进行辩护所展开的“单纯的艺术追求，没有历史内容的艺术追求”都容易导致“艺术追求上的退步”。 无疑，现实的“真实”是一切现实事物汇合所致的“真实”，但“真实”从来不会下降为既定的、铁板一块的社会存在，它总是被分类、被确认，被各种价值标准权衡。“当我们给某物贴上现实这个标签时，我们承认能给它找到美学上的位置，每时每刻都能将其变成过去或历史。我们根据社会背景而吸收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的成分，这就是说，是已被历史构造所同化的因素，虽然它们也各有其独特的属性。” “真实”是现代意识烛照下的“真实”，它的被分类、被确认证明了历史构造力量的强大，只是诗歌写作出于价值标准的预设，愿意俯就于历史构造的同化原则。而这一同化作用势必为个体经验带来尚未具备的“历史感”，为个体经验增加“人的意识”以外的“事物本身意义”。
在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的相互循环演进的路径上，“历史感”的渗透不但体现了现代诗歌拓展表现领域、表现空间的努力，即便视作“人的内心美”的自我增殖，也容易启发着现代诗人为每一次的写作行为校正可能陈旧的标准。因为说到底，“现代诗歌的任务是以表现新的人类经验、新的生存条件下的人类存在来发现并创造新的美，现代诗人的触觉已经深入到人体内部那个深不可测的海底森林般的潜意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人类的歌手应该是一个创世主，他要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果把彭燕郊的这一开放思路放到他对世界现代诗发展轮廓的勾勒的大背景当中，我们也许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文学现象的相互交织和层层推演。依照彭燕郊的理解，空洞的“现代意识”滥觞于浪漫主义的没落感中，浪漫主义者无法满意和认同他们自己的时代所表现出的不完整性，“现代意识”的不确定性在他们那里未能建立一个信任机制；而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反拨，恰恰是要扭转“现代意识”的没落感，直接诉诸于现实的美学表达，用独特的激情来弥补自己的时代的残缺，其逆反逻辑显现着象征主义的英雄气概。它有畅想未来的一面，也有对历史构造力量深深失望的一面，它在两个方面对历史构造力量都是认真回应的，虽然存在着回应色彩的积极消极之分。辨证地看，现实主义更愿意把现代进程当作一个文化平台看待，历史构造力量利弊交织但在“现代意识”上泾渭分明，它欢呼一个时代的到来，更愿意在呼唤当中完成对伴随现代进程产生的“真实”的审视。这一审视态度决定了现实主义的深度，也决定了现代诗歌写作对这一深度把握的力度。而贯穿在这一过程中经由浪漫主义开启，象征主义和许多宽泛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推进的艺术变革大体验证了诗歌写作所坚持的历史连续性，许多无法被颠覆被替代的艺术要素陈陈相因不是倾向于个体经验的表达便是倾向于社会经验的表达，两者的结合只能在现实主义得到深化的历史条件下完成。在“世界性生产的时代”，“现代意识”的萌发日益助发着诗歌对现代进程的“真实”的捕捉，以致这种“真实”会成为“现代意识”的全部内涵。用彭燕郊自己的话来说，则可以表述为，“现代性是现代诗的基本特征，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则应该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
